广东人不怕“份子钱”

南陆

年关将至，每个人内心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喜庆，喜庆之余，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负担。“中国式盘问”先不去想它，但收到的“红色炸弹”倒是实打实的。一到年关前后，赶在这个时间点结婚的人，就多了起来，老乡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每个群体只要来一个，你就得准备好好几份“份子钱”。

份子钱是中国一种传统的习俗和礼仪，就是在别人结婚、生孩子、乔迁或者家里有人去世等重大事件上，送去礼金和礼品，以表示祝贺和慰问。因为结婚发出的请帖是红色的，并且给出的数额往往不小，不少地方都是500元起跳，上不封顶，于是年轻人形象地将其形容为“红色炸弹”。

每到春节前后，关于份子钱的话题就会引起年轻人的广泛讨论，尤其是当关系不亲密的同学同事一到结婚时就突然联系你，更是激起年轻人的吐槽欲望。事实上，如今份子钱已经成为不少人的困扰，可为何没有人去改变这一传统？珠三角地区的份子钱为何一直是一股清流？

【份子钱变迁史】

份子钱是怎么来的？份子钱流行于中国的明代中叶，坊间的说法是，份子钱是朱元璋“发明”的。

在乡村生活中长大的朱元璋十分执着于乌托邦梦想，在这个乌托邦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有互帮互助的精神。基于对淳朴的乡村生活的记忆——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疾病、邻保相助，朱元璋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有益营养，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

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所用酒肴，于一百家内供办，毋致奢靡”。通过这样的集会宣誓，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

无论是否是朱元璋发明的，可以确定的是，份子钱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一方面，农耕时代社会生产力落后，在婚姻、做寿、死丧、疾病等大事上，一人之力或者一家之力常常无力承担，这个时候份子钱有点类似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筹”，亲朋友好友每个人帮忙出一点，事情办起来就容易多了。另一方面，中国自古就是乡土社会，村民共同生活并形成一个共同体，大家互帮互助，送出的份子钱也总是会收回的。

到了明末清初之际，凑份子就更加流行。譬如吴敬梓小说《儒林外史》通篇眼花缭乱尽是“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例如第二十七回道：“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全书有十个章回不止一次出现“份子”，有的章回出现四五次。

到了清朝，送份子钱更是上流社会办婚礼必不可少的项目，并开始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老舍小说《正红旗下》记载：“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书中母亲为了凑份子钱发愁作难，如果一个月里发生几件红白事，家里财政就要赤字。可也不能为了减少赤字而不送礼，否则就没脸活下去了。

但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末期的很长时间，结婚的许多礼仪都被取消了，份子钱也没有了。民俗专家高巍指出，那个时候新人结婚时穿上洗干净的衣服即可，新郎一般借辆自行车，戴着大红花接走新娘。两人共同置办一些家具，单位同事来家祝贺一下，也没有份子钱，亲友间相互通知一下即可，不需要吃婚宴，也不需要彩礼。

到了1980年代，结婚时又开始送礼物了，但主要是被子、脸盆、毛毯等一些日常用品，份子钱很少。到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发展，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个时候份子钱便又流行起来了，送份子钱显得更为大方体面，份子钱的数额也不断攀升。

【份子钱成为“人情债”】

很显然，到了2018年的今天，份子钱的“众筹”功能已经微乎其微了，它更主要维系的是传统乡土社会延续而来的人情作用，以及一种面子功能。渐渐地，不少人便感觉到份子钱在成为一种负担。

一方面是，份子钱的数额不断攀升。在中国的城市地区，普通的同事或朋友结婚，份子钱普遍是500元，如果是亲密的朋友则是1000元。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23821元，这也意味着一个人一个月参加四个婚礼，他这个月就没有可以支配的收入了。

而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地区，有人为了收回发出去的份子钱或者利益份子钱获益，设立了名目繁多的酒宴，摆完了“生日酒”摆“升学酒”，摆完了“升学酒”，又开始摆“乔迁酒”。新华社曾经报道，中国重庆三峡库区的某些农村，每年平均要参加200次左右的酒宴，送出四五万元份子钱。份子钱成为巨大的人情债和经济负担。

这其中是有攀比的心理在起作用的。如今物质上富起来的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我们该如何让自己的文明程度也提升上来。这是如今的发达国家也曾经经历过的历程，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民素质和经济发展并不相称，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美国人总是粗俗不堪。大部分中国人的行为和心理，也像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人，他们热衷于炫示财富，热衷于排场和攀比。份子钱你给50元我就给1000元，你给1000元我就给2000元，就这样慢慢水涨船高。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乡土社会以及构建在其基础之上的许多观念在面临着严峻的冲击。如果说乡土社会是个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更讲究人情和关系；那么城市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明显的界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个体的隐私、权利、自由、选择等得到凸显。这反映在人际关系上，是年轻人对于份子钱背后的人际绑架和裹挟的不满，尤其是某些并不熟识的同事同学也发来请柬，他们不想随。矛盾的地方在于，中国关系型社会的底色并未根本改变，很多人又没有足够勇气改变这一风气，最终碍于面子和人情，不得不随。心不甘情不愿的他们，只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怨言，倾吐不满。

【广东何以成清流】

但也有例外。广东地区份子钱的随法，一直是一股清流。

不久前，一个来自中国广东地区的网友毕业后在宁波工作，同事的婚礼上，随了100块的份子钱。结果，婚宴上菜时傻眼了，清蒸螃蟹、生象拔蚌片、龙虾、水煮虾……临走时还每人送一大盒点心。该网友将经历PO在网络上，除了广东地区的网友理解外，绝大多数网友都惊诧不已。

广东地区的网友留言：

“广州人，就就就就100呀……咋了。”
“广东佛山，主人家只讨张红纸不要钱。”
“广东江门，包100还80。”
“顺德这边，基本折个角还给你。”

其他地区网友留言：

“100元份子钱，那是10年前吧。”
“1000块我都不好意思写名字。”
“XX的份子钱一般3000起步。”

差别怎么会这么大？

这有区域和历史的原因。古时候，包括广东在内的岭南地区可是被视为蛮荒之地。那时的岭南在文人墨客笔下都是充满神秘、蛮荒色彩的，许多描述都带有悲惋情绪，什么瘴气、蛊毒、卑湿、毒虫、溽热、不开化，古代官员一旦被贬到岭南，诗歌里的哀愁情绪就浓得化不开。因为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隔千里，遥远的路途和崎岖的地形使当时岭南地区相对闭塞、信息滞后，中原地区的坏习气没有传播进来，岭南地区的份子钱注重的是延续传统文化内涵。即便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不少城市的经济发展迎来了飞跃，但这些新兴城市主要也是移民城市，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入乡随俗，份子钱也量力而行。

直到今日，在岭南地区，“红包”仍被称作“利是”或“利事”，即好运连连、诸事皆宜的意思。包红包在岭南被称为“派利是”“封利是”，但派利是往往也只是为了一个好兆头，一个“利是”常常就是几块钱，很大程度上是延续古时“压岁钱”以红绳穿几枚铜钱的习俗，象征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另一方面则是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风气。如今份子钱给多少以及怎么给，乃至包括婚礼怎么办、聘金怎么给，往往也是一个地区社会风气和文明程度的反应。百年来，广东一直是中国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明开化程度也高，重实干、轻客套，移风易俗的阻力也更小一些。不仅是广东，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少年轻人的婚礼形式在简化但郑重意味不减，份子钱的形式也改为送一些贴心、知心的小礼物，让份子钱回归情谊的本分。

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份子钱的形式倒也没有什么错，它以真挚情感为基础，可以传递祝福，增进人们的感情交流；尤其是在生产力落后的时期，它还有实际的作用。该取消的不是份子钱，而是份子钱背后的攀比和人情绑架倾向。中国用几十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并不是文明程度的同等提升。培养文明意识周期长、见效慢，很难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份子钱其实就是这一问题的缩影。